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蛐蛐的奇幻世界:一条虫和它搅动的人心

来源:新京报 作者:手机看新闻 人气: 发布时间:2021-03-23
摘要:村民每年拉起横幅,放上鞭炮,列队欢迎他和虫友的到来。还有的买虫大户,会包下乡村半条街的旅馆,购置新的家具;也有任性的土豪,无法忍受早晨鸡叫,把村里的公鸡全部买来吃掉。 文|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实习生王双兴 邓宇晨 编辑|陈薇 校对|郭利琴 一种生

  村民每年拉起横幅,放上鞭炮,列队欢迎他和虫友的到来。还有的买虫大户,会包下乡村半条街的旅馆,购置新的家具;也有任性的土豪,无法忍受早晨鸡叫,把村里的公鸡全部买来吃掉。

  文|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实习生王双兴 邓宇晨

  编辑|陈薇 校对|郭利琴

 

  一种生命力仅百天的虫子,被把玩了近千年。

  当虫季来临,玩家们付出体力和脑力,倾注财富,希望借此获得驾驭战斗的法门。在田间地头,古老的斗蟋文化与不断投入的财富相遇,并随之复活、繁荣、幻灭。

  玩家中有北京城的退休教师、身家过亿的老板、年轻大学教授、国企金领、幼儿园园长、穿校服的小学生、名校博士生……

  他们将为你打开另一个世界。在那里,蛐蛐是让成年人回忆童趣的玩物,是生命的解药,是堪比西班牙斗牛的文化象征,是帮助一方百姓脱贫致富的宝藏,也还可能是击垮富豪的赌博机器。

  蛐蛐,这种存活了至少1.4亿年的古老昆虫,用它的一生缔造了人间的快乐,也见证着现实的奇幻。

  托孤

  老崔给虫友于佳发了条短信。

  "把我的罐子拉走吧。"他躺在病床上,血液里的栓塞压迫了他的运动和语言神经,一说话会咬到自己的舌头。

  老崔的蛐蛐罐大大小小凑足了三桌。大罐子摆不开,他又找人定做了手掌大的小罐子。一层层摞起来,精心侍弄。每年秋天,一百多只蛐蛐成了家里特殊的成员。喂食、清理罐子、过蛉(交配雌蛐蛐)……每天搭进去三四个小时,他"忙得舒畅"。

  十几年前,老崔从北京市某重点中学退休。70岁的他身高1米8,硬朗、高挑。他和老伴儿住在一套50来平米的房子里。争取了二十多年,老伴儿划出一块1平米见方的角落,让他伺候蛐蛐。

正在静养的蛐蛐。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摄

  本该到了5、6月才煮的罐子,他在冬天就用红茶水提前煮好了。七十多个罐子消了火气、杀了菌,等待着来年新蛐蛐的入住。

  选虫、饲养和格斗,蛐蛐的玩法很像昆虫版拳击运动。玩家需要通过头形、牙形、须、腿、翅膀、身材比例、颜色以及动态等生物特征,识别并判断出一条蛐蛐是否具备成为"泰森"的潜力。再依靠40-45天的静养,将蛐蛐倒进斗盆,用鼠须或芡草撩拨它的牙齿,指挥它赢得战斗。

  据虫界人士估算,到了虫季,北京城里,每天蛐蛐罐不离手的玩家至少有1万人。技巧中遍布"暗门、玄机",各家有各家的独门秘籍。

  蛐蛐儿在老辈儿人的生活里拥有特殊的地位。三千年前,诗经有云: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

  一百多个蛐蛐罐里的生命曾驱走了老崔的烦恼和孤独。如果讲得再感性一点,这位曾经的数学老师愿意向你描绘一幅唯美的画面——繁星满天,青纱帐里蛐蛐低鸣。"除了天和地,只有你和吱呦吱呦的虫。"

  往前倒退20年,50来岁的老崔"在学校听领导的,在家听老婆的";再往前推20年,北京城里30岁的青年生活得谨慎而压抑。当他站在陌生的田间地头时,抓虫所附加的自由令他痴迷——"一玩24年,一年没断过。"

  不成想,2015年春节前,老崔中风了。

  被"托孤"的于佳不敢接罐:"罐儿在,就有念想,到了虫季他还能爬起来。"他36岁,从事医疗器械销售工作,常穿一件NASA蓝色飞行员夹克:"玩蛐蛐儿的人,斗的就是一口气。"

  果然,转过年,虫季一到,老崔一抬腿又下山东了。

  即便这样,老崔还算不上最痴迷的玩家。

  一位88岁的老爷子,被医生宣告活不过80天时,从重症监护室出来,身上挂着尿袋、手背上打着吊针、坐着电动轮椅到了山东。他跟卖虫的农民说,蛐蛐叫百日虫,他可能活不到蛐蛐出战了,但到了季节"特别想听蛐蛐叫"。

  黑风口

  每年8月初,当第一场秋雨飘落,蛐蛐顺利褪下最后一次壳。它们的翅膀变得厚实、亮丽。雄蛐蛐震动翅膀鸣叫着从成片的玉米地、草窝、砖缝里跳出来,玩家们便像铁屑一样被"磁铁"吸引着,奔向山东。

  按照蟋蟀学者的表述,因水质和土壤利于蟋蟀钙化,山东有一条自北往南的蟋蟀产区,位于东经116°30′——117°30′,包含宁阳、乐陵和宁津等16个地区。虫客们把去山东抓虫和买虫,统称为"下山东"。

 在田间地头等待抓虫的撬子手。

  其中,又以泰安市宁阳县和德州市宁津县最出名,两地蟋蟀彪悍善战,曾为历代朝廷进贡斗蟋。

  按照当地公布的数据,每年至少有10万人会从上海、北京、天津、杭州、南京等地涌入宁阳县。这一数字,接近宁阳县82万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。

  老崔依然是一宿硬卧睡到山东。老辈儿玩家喜欢亲自下地逮虫。他们享受漆黑天地间,捕得战将的使命感。

  疾病收回了老崔一半的抓虫时间。以前身子骨好,晚上10点钟下地,熬个通宵才撤。现在只能晚上六七点开始钻玉米地,半夜12点乖乖回旅馆睡觉。

  宁阳县乡饮乡小孔家村村外的一个十字路口,形成了中国著名的蟋蟀交易市场——黑风口。

  当年,远道而来的虫客为了看到第一手蛐蛐,半夜坐着小马扎,在路口拦截抓虫的农民。四周都是沟,天黑风大,起名叫"黑风口"。

  许敬晴是村里的85后,从他记事起,村里就出现了拿着大哥大来收虫的上海人。改革开放后,斗蟋逐渐摆脱了"老四旧"的枷锁,开始成为一部分富裕人群的新娱乐。他的家族参与了黑风口的开发——填平深沟,盖起两排门面房,还在村委会的支持下,竖起了一块石碑:黑风口蟋蟀交易市场。

  圈里叫得上名号的玩家会带着上百万现金出现在黑风口。他们包下人流量最大的路口,每人一张小方桌和一条小板凳,等待虫子被送到眼前。剩下的摊位也寸土寸金,10块钱一个沿街排开。

  "坐一下和坐一天,都是十块,招待茶水。"许敬晴的一个亲戚,在虫季摆上几百张桌子,一天就能收入过千。最热闹的时候,整个黑风口周围"估计得有一千张桌子"——至少相当于村庄人口的两倍,许敬晴顿了顿,又补充:"保守地说"。

  早上10点之前,黑风口会陷入瘫痪,所有车辆需要绕行——人群有多涌动,财富就有多黏稠。

 

  每到虫季,黑风口蟋蟀交易市场就热闹起来。

  虫客挤满了兰州拉面馆,烟酒供不应求,平时一个月都卖不出几桶的矿泉水也断货了。村民开着车,拉着自己家的水摆起摊位。为蛐蛐罐砸底的土也需要专人去深挖,再拿到市场售卖。"卖零钱"的吆喝声,会告诉你,在虫季,即使没什么可卖的,零钱也是一种商品——100块钱可以换走95块零钱。

  负责去粗取精的二手虫贩,出现在市场里、游走在村间地头,为"财神爷"们搜罗将帅。热心的中间人,如果促成一笔大额交易,也会获得几百到几千不等的介绍费。

  对一条好虫的热望,驱使着虫客在早上5点钟出摊。"争的就是第一个看到撬子手抓到的蛐蛐儿。"许敬晴说。

  撬子手是蛐蛐捕手的职业称谓。在虫季,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会像春节返乡一样,请假回家抓蛐蛐儿。

  8月8日是约定俗成开始抓虫的日子,听上去充满了好彩头。

  他们趟遍了村庄附近的田地,又组成摩托车队和汽车车队,向十几公里、甚至上百里外的玉米地进发。裹着水绿色的迷彩服,撬子手的武器是头顶的矿灯、手里的罩网和腰间的竹筒。

 

  凌晨,在地头等待抓蛐蛐的撬子手睡在蚊帐里。

  男人们黄昏时出发。前半夜一垄一垄趟过田地逮虫。后半夜则要靠"听叫"——在地里吃饱喝足的雄蛐蛐会震动翅膀,召唤配偶。有经验的撬子手通过叫声,能听出蛐蛐的厘码和优劣。

  他们在田间地头铺上泡沫板,搭起蚊帐,等待凌晨2点之后,玉米地里响起"嘟嘟"的声响。这是好蛐蛐的叫声,沉郁厚重;一般的蛐蛐则"吱吱"叫,尖而亮。

  那是从土地里冒出的真金白银。2015年,一条重7厘左右的蛐蛐在黑风口曾卖出5万块的高价。7厘约0.65克,相当于一颗阿莫西林胶囊。按同时期黄金298元/克折算,即使是同等重量的千足金,也不过194块钱。

  当村里的男人们归来时,将蛐蛐转变为财富的接力棒落在了主妇身上。

  在虫季,一个幸福家庭的标配是一个出色的撬子手和一个能说会道的媳妇。她们需要在老公躺下休息的清晨,拎着15块钱一只的编织篮子,到早市上推销战果。

  蛐蛐被分装在拳头大的白瓷小罐里,用橡皮筋箍着。虫客根据阅历和眼光给价。有的把厚厚的眼镜抵在蛐蛐罐边上,打量半天:先看头,后看腿,再看皮毛不后悔,最后打草看牙。也有人一掀盖儿就报价。

  在这个桌上开价100卖不掉的虫子,到了下个桌,可能被1000块买走了。"从三五块到一两千,几乎没有剩下的虫子。"许敬晴说,即使抓不到卖价昂贵的"万金虫",在象征凉寒的露水爬上庄稼之前,一个家庭也平均可以赚两三万。

  口才和耐心,会为每一条虫子找到主人。

 黑风口市场上交易的虫客。

  万金虫

  2016年秋天,许敬晴的一位叔叔卖出了一条1.3万的蛐蛐。对方出价1万,成交后感叹蛐蛐确实好,一高兴又给了三千。

  买到好虫的玩家放起鞭炮;卖出虫子的叔叔买来烟花,又买了烟分给一起下地抓虫的战友。

  北京人最初下山东的时候,还是可以用手电筒里抠出的电池,换来两条蛐蛐的年代。

  1993年,老崔第一次下山东,虫友在地头儿花150块钱买了两条蛐蛐儿,旁观的农妇吐吐舌头,觉得不可思议。

  到了2003年左右,开大众捷达出现的个体小老板不再是市场的大户,开悍马、保时捷、奔驰,身家上亿的老板开始出现在市场,很快成为"大户中的大户"。

  "一只蛐蛐三头牛"的致富经终结了老崔们免费下地抓虫的经历。去年,他和几个上海虫友进地抓蛐蛐,需要花500块钱包下一块玉米地。

  大户到了撬子手家,会像走亲串友一样给孩子发红包,"一般都是上千块",为的是打好"群众基础"。

  想要获得好虫,要么需要付出令人咋舌的高价;要么需要超乎常人的眼力,凭借低价捡漏。

  始自宋朝的古书上,列出了青、黄、紫、红、黑、白六大类共260多个蟋蟀品种。不同的颜色和特定的形态匹配,便会演绎出等级悬殊的蟋蟀。"乌头金赤、蟹壳青、紫黄、青麻头、铁头青背、琥珀青、白牙青……"具备"帝王相"的蛐蛐鲜见,且不易辨认。

  许敬晴记得,2015年前后,两条独腿蛐蛐在城市对抗赛中战绩卓越。虫客和虫贩子开始不断找上门,"有没有天独?"古谱上的描述和现实的战绩,让玩家觉得天生独腿的蛐蛐"打起来会往死里打"。

 一只蛐蛐即将被捉。

  再早几年,"乌钢牙"曾千金难求。但有虫客收虫时,一早上看了十只。"乌钢牙"后来被证实是少数人将虫牙做手脚后混入市场的假货。再到后来,只要说一句:"‘乌钢牙’要伐?"顾客就会立即被吓得逃走。

  2016年秋天,42岁的北京玩家柳森花500块从黑风口买回一条"黄扳钳"——外壳黄色,牙齿像扳钳一样威武有力。

  当年,他花了几万块收虫,最贵的一条叫价2万,8000拿下。这条初看起来"中不溜儿"的黄扳钳,在当年北京虫王争霸赛上,赢得6厘1重量级的"虫王"。

  "收虫儿就跟搞对象一样,别人看范冰冰、Angelababy好看,你就瞅不上,就图俩字儿,喜欢!"3月18日的上午,柳森穿一件蓝绿色布克兄弟Polo衫,坐在摆满各式蛐蛐罐的方桌前。他在北京一家企业担任中层管理者。

  柳森每年会和几个虫友开着"加起来几百万"的豪车下山东。在黑风口,他们包下十个摊位,拉起横幅收虫。临走时,他照顾村民生意,还买走了全村的土鸡蛋。

  村民每年拉起横幅,放上鞭炮,列队欢迎他和虫友的到来。还有的买虫大户,会包下乡村半条街的旅馆,购置新的家具;也有任性的土豪,无法忍受早晨鸡叫,把村里的公鸡全部买来吃掉。

虫客会拉起横幅买蛐蛐。

  柳森是朝阳门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,从小用酸奶瓶养虫。记忆中,天津名家郭景升制作的蛐蛐罐摆在木板车上,2块钱一对。如今,相同的罐子就摆在他的刺猬紫檀茶几上,价格已经涨了上千倍。

  "我会花几万块钱吃顿饭,但不会花几万块买一条蛐蛐。"在玩蛐蛐上,柳森笃信的是量力而行:"关键是快乐地玩。有人花几百万玩,有人花1000块玩,都挺快乐。"

  十几年前,柳森公司破产、负债近千万时,他穿布鞋出门,"怕人笑话"。东山再起后,相比财富带来的虚荣,柳森更在乎金钱是否能买来当下的快乐。一到虫季,换下西装,穿上短裤背心,蹬上老北京布鞋就下山东了。

  宁阳县政府曾做过统计,10万虫客在吃、住、行、购、娱乐、旅游六大块为全县带来3个亿左右的产值。这个数字在280公里外的宁津是4亿元。

  为了持续"虫经济",宁阳和宁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举办"中华蟋蟀大赛"。蟋蟀谱已出了五六十个版本。宁阳县政府还推出了一部地方法规,规范蟋蟀资源的开发。

  一位资深玩家王宪春曾劝过一个每年投入巨资买蛐蛐的朋友,没必要花大价钱买虫。

  "在北京我一个月消费200万,在这(山东)呆一个月,才花三十来万,哪个值?"朋友的回答让他明白一个道理,玩家挥金如土,更多时候源于财富剧烈增长后的一种释放。

  有虫客对许敬晴说,每年下山东,趣味最足的就是坐在农村的市场里,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被卖虫人簇拥着,"有种当皇帝的感觉"。

  拥有市值过千万股票的虫客,会时不时微信截图给许敬晴:"我这股票又涨了。"

  "玩的就是一种身份体验。"王宪春曾接触过部分大户玩家。金钱为他们铸造了自信的铠甲。投入巨资的人,最大的希望是获得一张顶级玩家圈的门票。

为了抓到好虫,农民组织起摩托车队。

  技术型选手

  万金虫进城后,住的是比北上广还金贵的房子——价值几万,甚至十几万的蛐蛐罐。许敬晴的一位虫客,在上海专门拿出一套500多万的房子养蛐蛐。

  许敬晴的部分同乡,在虫季结束时,跟着大老板一同进城。他们为蟋蟀调理饮食、按摩、洗浴,是名副其实的"营养师",月收入过万。

  于佳是蛐蛐圈的新玩家。拜师学艺前,他端着蛐蛐罐跟邻居斗,总是"串儿黑"(全输)。入门后,他希望自己成为技术型选手,而不是人民币玩家。

  为了赛场上的两三分钟,"就像天安门阅兵一样",他常常需要准备一年。他坚信精心饲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激发蛐蛐的潜能。

  为了不熏着蛐蛐,养虫的三个月,他要求全家吃饭馆,家里很少开火。"不怕你们笑话,"于佳说,"那几个月,早上起来我从来都不抹擦脸油。"

  按照书上记载,蛐蛐被熏了之后发软,六条腿抓不实地,严重的直接毙命。

  后来,于佳在北京南二环为蛐蛐们租了一套房子。他从网上买了两个养殖级的温控开关,只要温度计里的水银柱指向24度,开关会自动断暖断电。

  屋里铺满了塑料泡沫,保证蛐蛐们蹦出来不会受伤。

  每天,他都要打开并清理每一只蛐蛐罐,用开水煮过每一只水槽,以保证清洁和健康。喂食的南瓜也被他用料理机打成细腻的南瓜昔。

  单是喂食一项,从古书上的小米、南瓜、绿豆,到虾尾肉、蟹腿肉、羊肝,再到冬虫夏草、鲍鱼海参、蜂王浆、蚂蚁卵……人类对食物的拓展,也丰富着蛐蛐的食谱,玩家间常常讳莫如深。

  在2016年宁津县举办的全国蟋蟀大赛上,于佳斩获一项全国比赛冠军。

  最后一轮打得焦灼。于佳亲自掌草,透明亚克力斗盆里的蛐蛐离他只有一尺距离。在北京初春的一家咖啡馆里,36岁的于佳想起去年那个决定性的瞬间,眼里仍泛起泪光。

  与其它玩家热衷于分析蛐蛐的形态特征不同,于佳多次提到"信念"。他强调,打草的时候要有信念:我一定能翻盘。

  为了练习打草时抖手腕的动作,他买了一个1斤的沙袋绑在手腕上,开着车等红绿灯的功夫也不自觉抖一抖。最投入的一次,他喂着喂着睡着了,手里的蛐蛐罐摔了,一睁眼看到里面放了三个食槽,"太困了,喂了三次。"

  求走于佳虫子的朋友,跟他聊起蛐蛐儿在场上怎么斗,"赢了就在后海请一顿涮羊肉"。锅里的热气驱散了北京秋天的凉意,蛐蛐儿成了聊不完的主角儿。

  门徒

  在北京,蛐蛐王国的"领土"并不大。

  占地40多亩的朝阳区十里河天骄文化城,能买到蛐蛐的门面不过6家,流动摊位二三十个。像老崔一样的普通市民和名气响亮的城市显贵,会从同一个卖家手里买走蛐蛐。

  3月10日,北京初春的午后。在回旋着蝈蝈叫声的店面里,66岁的首都鸣虫协会秘书长赵伯光在一根柱子前坐定,身后挂着"蟋蟀能人"四个大字。他身材高挑,穿一件立领皮上衣,手上戴着一枚红珊瑚戒指。

  店面只一间房大,却是北京最全的蟋蟀用品商店。在摆满蛐蛐罐的货架顶上,陈列着一排泛黄的奖状和落有灰尘的奖杯。玩家再能侃,看看那些北京蟋蟀联赛的前三名成绩,便不再造次。

  从1988年开始组建北京市蟋蟀联赛至今,赵伯光组织的北京市友谊赛即将迎来第30届。在城市级的联赛之前,北京长期是私下约局的玩法。赵伯光和位于西直门、广渠门等北京四九城的其它7个玩家,成立了八支队伍,打起循环赛。

  他们草拟比赛章程和竞斗规则,每年修改。

  起初,参赛者每人5块钱,用于购买奖状和奖杯。后来,有支持者开始为比赛提供赞助,参赛的队伍从8支逐渐发展到22支。

  赵伯光把斗蟋视为国粹,"就像法国人的歌剧、西班牙的斗牛一样"。他曾在电视上出镜85次,其中一次是应荷兰电视台之邀。对方此前拍摄了泰国斗鸡和西班牙斗牛。

  这天,在接完一个关于为斗蟋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话后,他再次向记者强调了玩蛐蛐对修身养性和提升社会文化积淀的作用。

  斗输了的那只蟋蟀不会鸣叫,"知耻也"。宋朝书法家黄庭坚总结了蟋蟀的"五德":信、勇、忠、知耻、识时务。赵伯光试图找到人和虫在情感品格上的共鸣,并鼓励人像蟋蟀一样去战斗。

撬子手在检查逮到的蛐蛐。

  收徒还是近十来年的事。当来自东北、广西、陕西的仰慕者找到赵伯光时,他们大多比眼前的师父富有,拜师的理由类似竞技体育选手:"要玩得好,有脸面。"

  斗蟋蟀勾起了一部分城市新贵的童趣记忆。他们从这项800多年历史的娱乐活动里找到"回归的感觉",希望通过赢得胜利获得快乐和优越感。

  他们在师父的带领下抓虫、买虫。按照指引,记下每只蛐蛐的饮食、交配和各项指标。徒弟们每月聚一次会,找师傅解疑答惑。遇上"谁也不服谁"的人,便约着斗一场。

  先后有23个徒弟拜在他门下。最大的57岁,最小的正在考博。他们中有身家过亿的老板、北京城的年轻教授、国企金领、幼儿园园长,还有名校博士生。

  赵伯光收徒的条件之一:必须是大学生。这既保证了徒弟的领会能力,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收进赌徒——赵伯光认为,三四十岁以上的大学生,不会对蛐蛐抱有非分的想法。

  "自古就是大宅门有钱人玩的玩意儿,改革开放富裕起来后,传统的玩意儿又被想起来了,有需求,就有购买力。"在被财富裹挟的潮流中,如何保全斗蟋蟀的味道,成了赵伯光最在意的事。

赵伯光的蛐蛐用品店。

  到了9月底,静养驱走了蛐蛐身上的湿寒,初斗的季节来临了。老崔拎上蛐蛐罐,挤进北京的地铁,从东城区奔着30公里外的通州老友家去了。

  来自山东、河北、河南的蛐蛐们被虫友们倒进斗盆。生平第一次在北京的桌面上聚首。它们的主人希望通过打斗,为爱将们彩排,目的是排出强弱顺序,行话叫"排口"。

  排出的优质蛐蛐才有机会首发出场,参与一年中的各种比赛。这是最传统、最基础的玩法。

  作为蛐蛐届的领军人物,赵伯光最乐意跟圈儿外人聊蛐蛐的面子文化。"选、养、斗,那么辛苦,到头来,都是一个面子问题。"

  "您今天肯定没拿好蛐蛐儿斗,差半口儿我就输给您了,让我捡便宜了!"

  "哟,您谦虚了,您这虫儿体格、牙口儿样样顶针儿,实至名归!"

  事实上,暗地里,输者咬碎牙往肚里子咽,立志"第二年下山东选好虫再斗。"

  眼下,斗蟋的内涵在遭逢了时代的变迁后,发生了剧变。让赵伯光愤怒和无奈的是,很多时候,蛐蛐已经沦为赌具,对斗蟋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破坏。

撬子手的摩托车队向田地里进发。

  新领土

  于佳敬重每一条为他征战过的虫子。蛐蛐临终时,会拿火柴盒装起来,埋在小区花园里。常胜的蛐蛐还被他做成标本缅怀。

  虫客们讲究生命轮回带来的虫运。一个有点迷信色彩的说法是,蛐蛐临终要厚葬,来年还能遇见好虫。

  但在山东,"虫运"正渐渐枯竭。

  在距宁阳县30多公里的曲阜,农民家里的《宁阳蟋蟀谱》都快被翻烂了。撬子手抓蟋蟀的半径越来越大,好虫却越来越难抓。

  原来麦秸垛、墙角里,一翻就有。工业区、开发区的崛起,加上多年的扫荡式捕虫,如今车队要开四十多分钟去开辟新领地。

  在泗店、姚村等大型交易市场,为了对抗人工繁殖的蛐蛐的"白虫",卖家们拉起触目惊心的横幅——"抓到卖白虫的罚款2万"。村民为揽客说了狠话,"对毛主席发誓,绝对是野生虫"。

  上海、北京、天津的玩家还在尝试去山东、河南、河北孵化新的市场。他们找到与宁阳处于同一纬度的处女地,投入金钱和设备、培训农民如何识别优质蟋蟀。

  3月11日,在十里河,散落在北京各地的玩家,赶来和即将搬迁的文化市场告别。

  "我那可是条漂亮的青衣白麻,小寿星头,黑面骨头大白牙,青翅包身。"一位68岁的老玩家挤在鸣虫区的过道里,讲起2016年的得意大将,两眼放光。"嘿,那虫儿叫起来更厉害,跟打雷一样,哐啷啷…… "

  今年2月,文化市场腾退搬迁的通知下来后,赵伯光召集徒弟们开会讨论新店铺的选址问题。有徒弟建议转做网店,遭到了他的坚决反对。"虫友堂的招牌不能倒,得给北京爱玩蛐蛐的人一个歇脚的地儿。"

  许敬晴一度搭建了一个网络交易平台。

  当他在网上出售蛐蛐时,一个品相一般的蛐蛐,被虫客出价1000块。他怕邮寄过去虫客有落差,不断打预防针:"这种连500块都不值,真不值1000块。"

  虫客不理,转眼他手机上已经收到了转账提醒。

  网络似乎拓展了新的领土。但行业缺乏优劣标准,以及笼罩在交易下的涉赌色彩,令他心情复杂。

  他关停了网络销售的入口,总是忍不住回味起小时候去抓蛐蛐的经历:"那时就是单纯玩,真开心啊!"

  夜里,叔叔怕他走丢,一边趟地,一边喊着他的名字。蛐蛐被吓得不再出声。他走在湿热、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,汗水越过脖子里的毛巾顺着脊背淌向裤腰。躲避不及,老玉米叶子唰唰划在脸上,辣辣地疼。

  突然,一阵悠长的叫声响起,矿灯一亮,网罩盖住了油亮亮的一只蟋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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